吴祥丰
初春。老桑被砍去，留下粗壮的树橛，立于黄土。挖掘机开进来，挖起残留的根部。梯田露出机理，一屉一屉，足足有百来屉，往凤凰山顶叠去。
老人们一串串，颤颤巍巍地上山，找到自己那屉田，收拾桑枝，打捆芒草。实在难整理的茅草、残根，被堆在一起，等下雨时付之一炬。这么好的天不允许在田里烧火。火苗不长眼，却也随风流，弄不好蹿到花花草草、木木林林中间，怕要出事。
我用土话提醒上山的每一个人：“别烧火，别烧火。”有人笑笑，有人绷着脸，侧身而过。零星的烟火冒出来，田间有了争吵和拉扯。我去劝一对拌嘴的村民。穿迷彩服的，拄着锄头，眉间有一颗发红的痣。穿藏青色工装的人，拿着柴刀，头发花白。两个人裤腿沾满污泥，埋怨对方过了地界，拿走了自己的树橛。他们双双看向我。“乡里乡亲别伤了和气”“挖了桑，种上果子，果子变成钱，钱进大家的口袋，就变成了好日子……”我讲了一些大道理。他们没接我的话，转而怼起我来，让我一边去，别乱弹琴。被他们好一顿数落，气氛才缓和下来。穿藏青色工装的人转身离开，走向梯田的另一侧。穿迷彩服的人留下了。我递上一支烟，继续和他聊。
“你是干部？看着面熟。”迷彩服吐出一口烟。
“都是一条源里的，进进出出肯定碰过面。”
“哪人？”
“三坦里山脚村的。”
“山脚我有认识的。”迷彩服随口说出几个名字。
大概都是一些父辈的绰号，我对应不上是谁的本名。“时间这么紧，要赶在四月前种新果苗，需要大家配合啊。”
“不配合，能让你砍了，挖了？”
“挖了是为了种，种上新果子办上新厂子，生活美滋滋。产业不升级，发展出问题……”说这话的时候，我蹦出一连串土语顺口溜。
迷彩服眉头一皱，想起了什么，拿出手机，翻到我拍的短视频说：“你是不是这个视频里讲方言的人，讲得很好啊。”
没想到迷彩服还在网上关注了我。这些年做农村工作，看到很多老人都拿着手机看视频，我便开了账号，用土语时不时地宣传一点政策，讲点笑话，收获不少粉丝。我说：“嘉兴人、绍兴人养蚕都在工厂里养了，蚕吃饲料。我们这种养法比不过人家。”
“是赶不上时代了，桑树就这么挖了，心里不好受。”
作为蚕农的儿子，我理解他们。母亲是山脚下最先养蚕的。她的手艺传自外婆。外婆的手艺传自她的祖辈，再往前我无从追溯。在母亲的带领下，山脚种桑养蚕事业蓬勃发展，桑田从山脚蔓延至静山尖的山腰。每一年，天气暖和起来，母亲就奔忙在她的桑园和蚕室之间。采桑，喂蚕，喂蚕，采桑……夜以继日。蚕食如细雨，一直下个不停，贯穿春夏秋三个季节。每一季都得小心翼翼，无论刮风下雨、烈日骄阳都不能懈怠。哪怕挑着上百斤重的蚕茧，翻越几座大山，把它们卖到邻近的安徽，桑农也不觉得自己多花了力气，只因为山那边的价钱比这边高。
二三十年前，我从西乡六都源头的山脚往山外走，走完静山到凤凰山之间的路程，那是我上学的路程。土路起伏委蛇，疙疙瘩瘩。小伙伴三五成群，像青蛙一样跳跃在群山中。一路繁花似锦、山泉跳跃、暮云叆叇，春天好像始终不会离去。我用春天这个大布袋，装下一切记忆——杜鹃、野樱、油菜、麦地、桑园……编织出一张彩色大网，油绿的桑园是这张网的底色，将我们笼罩在温馨的气氛里，只留一处被溪水冲出的孔洞，往不可知的方向流去。我们沿着溪水摸螺蛳、虾米、泥鳅、黄鳝……走向溪水的尽头。尽头是比一条小溪更大的溪源。多年后，我才知道它叫始新源。这条源，渊源很深，可追溯至1805年前。西乡故地为淳安建郡立县的肇始。郡为新都郡，县为始新县，现如今的徽地囊括其内，六都溪源因此得名。始新源一头连着山脚村，一头连着千岛湖，彼时，它是我无法穿越的大湖，是我短暂的终点。花了近二十年，我乘着一艘大船靠上它另一侧的岸，下新安，过富春，路径钱塘，去了北京上学。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千岛”，以此来定位一个游子的乡愁。北京归来后，旅居杭城十年，辗转多处，命运又将我带回西乡。
归去来兮，在西乡三百多公里的大地上，在五六七八都绵延不绝的溪源里，在桑园广袤的绿意当中，物是人非的感慨总会从某个细节当中冒出。新鲜的事物层出不穷，巨大的桥梁、闪烁的霓虹，街头巷尾此起彼伏的手机声。我回到这里，走在儿时走过的路上。路宽了，桑园却小了，感觉只有先前的一半或者更小。也许不是桑园变小，而是我已长大。当年，母亲牵着我，穿过这片桑园去往凤凰山。桑园一屉一屉，紫红色的桑葚挂在大大的叶子下面，伸手就可以摘到。地塝上长满了红红的覆盆子，在我们的土语里它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梦儿”。母亲摘下一片桑叶，把桑“梦儿”和地“梦儿”放在上面，我们一路走一路吃，一路吃一路摘。
在桑园摘“梦儿”，村子里捉迷藏，溪坑里抓鱼……农村的孩子有大自然的眷顾。有一次，我和小伙伴捉迷藏躲进了别人家的猪圈，把自己搞得一身臭不说，还把邻居家的大肥猪吓得跃出猪栏，大人花了好大的劲儿，才在后山的窑洞里找到那头猪。猪找不到的话，母亲得赔钱。没等挑着桑叶的母亲到家，我就被邻居告了状。母亲用竹丝狠狠地抽我，一条条红印子，像竹丝长在我屁股上。我没有吸取教训，背着箩筐去溪坑边采醉鱼草，被洋辣子辣了手也没停下。醉鱼草采了一箩筐，拿到溪边用石头捣烂，放进箩筐里洗，青黄色的汁水冒着泡泡往下游流去。花花绿绿的溪石斑、石爬子、马口便从洞里游出来，摇摇晃晃，翻着白肚皮。我光着脚捞鱼，踩得溪水啪嗒啪嗒响，足底不小心被一块锋利的玻璃碎片割伤，血流不止。母亲从山上赶回家，手里拿着一株车前草，捣碎后敷在我的伤口。她面无表情，问我：“痛不痛？”我摇摇头说：“不痛。”母亲伸手左右扇了我两个嘴巴子，问我：“痛不痛？”我强忍眼泪说：“不痛！”母亲说：“嘴硬，你以后跟我上山！”
母亲说的上山就是去桑园。给我换上一套旧衣裤，挎一个篓子。我在前，她在后，像牧牛人赶着一头小牛。来到桑园，顶着日头，我摘了几片桑树叶，唉声叹气。身上痒得很，索性坐在一棵老桑树下乘凉，拿一根小棍，去掏脚边的小洞。掏着掏着便有蟋蟀跳出来，一蹦两蹦不知去处。我追着一只绿色的蜥蜴，踩住它的尾巴，直到它的尾巴断了，半截蜥蜴自由了，倏地钻进石缝，尾巴成了我的俘虏。我把蝉一只一只装进塑料瓶，晃动，看它们抱在一起打架。桑园边的溪坑里，虾米游荡，小的是透明色，大的披着黑色的盔甲，在石缝间游来游去。山螃蟹躲在石洞里，用一根狗尾巴草就能把它钓出来，通体发黄，母亲说那是被天雷打过的螃蟹精。我觉得螃蟹成精也没什么了不起，被我抓起来丢进了篓子。
一切都在桑园的绿幕上展开，成为童年这部电影中最恢宏的场景。母亲是这部电影中的主角之一，她喜欢把自己藏在茂密的桑园。我从未想过母亲会离开桑园，离开由桑园圈出的老家。我觉得，她会一直等在那片盛满绿意的土地，为我标明桑梓故地。只要我朝那桑园喊上一声妈，桑树便会摇晃起来，会有一个声音会从里面答应：“嗳——”
我离开村子，到镇里上学。母亲思虑再三，决定不再养蚕，进入西乡最大的丝厂，成为流水线的女工。这比在村子里挣得多，也便于照顾我。介绍母亲进厂的是一个远房亲戚，据说是外婆堂姐的女儿。我叫她兰姨。兰姨是一个高高胖胖的女人，她那一身特殊的气味，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一种结合了蚕沙、药水，蛋白质变质之后包裹在热气之中的奇怪的味道。女工们常年站在热气蒸腾的缫丝台前，台面上的水槽煮着热水，里面的白茧随着废水翻滚。雾气中，缫丝工双手不停地入水撮茧、索绪、集绪、添绪、接绪……稍有差池，就缫不出好丝。氤氲在这种热气之中，她们的脸、手被熏蒸得发白。兰姨见到我，想用发白的手抱我，我躲到了母亲的身后。
周末，我会到母亲的厂子里去，换洗衣物，取菜拿米。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头痛鼻塞咳嗽，老师把我送到厂子，接我的不是母亲，而是兰姨。她告诉我母亲因为外出学习，到金华去了，拜托兰姨照顾我。兰姨用她发白的手把我抱上自行车，送去卫生院，配了药。晚上，我退了烧。兰姨去厂区外的小店给我打包了一份饭。回来的时候，她的手受了伤，右手拇指肚被锐器拉开一道口子。“怕你胃口不好，想给你舀一瓢他们店里的猪肉酱，不小心把玻璃罐子打破了。”反正闻不着什么味，我把那份饭吃得精光。
如今的丝厂繁华不再。厂区看上去比以前小很多。这些年，厂子的效益不好，招不到年轻人。母亲后来也离开了丝厂，像大多数人一样，被时代裹挟着往下游的城市流去。若不是被其他东西羁绊，这种出走多半是不可逆，出走的人很难再回来，没有出走的人也很难再走出去。空心化的乡村像荒芜的桑园一样，一年年经历四季，却再难现往日的葱茏。亲情成为联系这种分离的唯一绳索，一端系在城里，一端系在农村。一端渐行渐远，一端渐渐老去。蚕桑在西乡逐渐萎缩，那关系两端的丝线也变得越来越细，透明的，沿着蜿蜒的道路延伸至远处。而我是为数不多的，顺着这条丝线转身爬回来的人。
彼时，我和母亲已经在城市落脚，有了工作，有了房子，有了车子。随后，母亲有了儿媳妇，有了孙子。母亲在医院做护工，晨昏颠倒，我奔波在各个城市，每天奔走在钢筋水泥中间，一家人很少有团聚的机会。那年春节后，母亲一直咳嗽，全身浮肿，觉得不舒服。母亲打趣道：“年纪大了，胖了，但胃口好，能大口大口吃饭，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大毛病的。”去医院看过。我对母亲说别干了，回家。母亲问我回哪个家？我说想回哪个家就去哪个家。母亲说回老家。
直到母亲生病，我才真正开始思考该何去何从。我辞掉工作，换到离家近的电视台上班。我们刻意瞒着母亲，以为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她也刻意瞒着我们，装作她真的不知道。病情稍稳定，母亲说要回西乡，回去之前，执意要去金店买一副平安锁手镯，纯黄金打造，手镯上坠一个小金锁，锁上刻着“祝您平安”。母亲不让我付钱，非要她自己掏腰包。这副手镯，我从来没见她戴过。
回西乡后，母亲的状态好了一些。也许就在那时，我开始考虑要不要回老家。人生在世，只能见机行事，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而什么最适合自己呢？我想，能兼顾老小，让自己安心的去处，就是最好的去处吧。我决定回西乡。以逆行者的姿态，溯流而上，回到桑园遍地的故乡。乡音无改，但鬓毛渐衰，我已经步入中年。
已经是21世纪第3个十年。一场持久的疫情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随之发生深刻改变。挖桑会不会有人想不通？但不挖，怕是留守的人越来越老，土地越来越荒，村子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少。蚕茧的价格十几年不见涨，桑园的效益不见好，传统的养殖难以为继。西乡的蚕桑规模已经萎缩至顶峰时的十四分之一。想发展，桑树还得挖。桑农被组织起来，默默山上，砍掉桑树。挖掘机开进来，挖起树橛。两三天工夫，千亩桑园不复存在。露出黄色的泥土和青褐色的地塝。农人以户为单位，三三两两散落在自家地里，清理树橛、杂草。接下来一周，这里将全部种上斐济果，为西乡发展水果采摘加工打基础。
这段时间，我们早出晚归，工作在田间地头。为桑田整改做最后的冲刺。临近中午，因为要做好滴灌系统布线工作，时间很紧，我和几个工作人员就在山上吃快餐，边吃边研究方案。农民收工往山下走，回家吃午饭。羊肠小道排起队，下山的人缓慢蠕动，花了十几分钟，才把一串队伍消化。也有不下山的人，让老伴把饭菜拿到地里。地当凳，石当桌，就着蓝天白云啃起苞芦馃。刚才和我聊天的迷彩服大叔还留在地里，看他已经整理出了七八捆桑条，树橛堆在一棵大樟树下，码放得整整齐齐。“大叔，过来吃点。”见没人给迷彩服送饭，我朝他喊道。他停下手中活，往我这边看看，说：“不了，老伴会送来。”
大婶从山下慢慢走来，路过我们身边，她稍微停了下。她的右脸颊有一片烫伤的疤痕，右眼只能睁开一半，眼睛以下的皮肤褶皱在一起，右嘴角不自然地往上翘。“我带了猪肉酱，要不要？”大婶将一个打开的玻璃罐子递过来。
我们几个各自剜了一勺，堆在米粒上，狼吞虎咽。
“多拿点，多拿点。”
大婶朝迷彩服走去，原来他们是一家的。老两口坐在樟树底下的大石块上吃午饭，有说有笑，还时不时朝我所在的地方看看。饭毕，大婶拎着一捆桑条走了过来。她看着我，咧了咧左嘴角，这笑意让她的表情变得对称自然了些。
“你是镇里干部？”大婶将桑条放在脚边问道。
“是的，是的。”我连着回答两次，有些紧张。不知道她想问什么，生怕她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您的酱真好吃。”
“山脚人？”
“对，山脚的。您去过？”一定是迷彩服大叔透露的。她这么问就没有兴师问罪的意思了，多半是闲聊，拉个家常。
“认不认识徐小琴？”
“您是……”我一脸诧异。谈话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回到西乡，若不是同村族人，是很难如此精准地把我同另外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们曾经在丝厂一起做事，她也是山脚人。”大婶摊开右手，那是一只异于常人的手掌，仿佛是得了白化病，掌纹密布，凸起部分的颜色比旁边暗一点。拇指肚上有一条将近两厘米的瘢痕，像一条小蚯蚓。
“兰姨？您是兰姨！”一种彼此认出的欣喜让我放松下来，一种被认出的伤感涌上心头。
“嗳——你长得像妈妈。小时候，我抱过你，有一次你发烧……”兰姨回忆着我们之间为数不多的记忆。在她的叙述中，我疯狂地搜索当初的自己。曾经的我与现在的我，跨越时空，彼此相认。
兰姨继续说：“我也不在丝厂干了。有一次我犯头晕，倒在缫丝台的开水槽里，半边脸烫伤，破相了。别说你认不出我，就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兰姨咯咯笑，她的乐观让我放松下来。
“那天，你生病了，你妈妈请了假。晚班我替她值，是我自己摔倒的，怪不到她头上。没想到这事让她一直放不下。”
从兰姨的叙述中，我得知了一些母亲的往事。因为那次意外，兰姨没再回丝厂。兰姨前夫不肯罢休，找母亲闹过几次，母亲拿不出赔偿，又受不了纠缠，只能负疚不辞而别。回西乡后，母亲辗转打听到了兰姨的新住处，拿着礼物上了门。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没想到她是来和我道歉的。再后来听说她去世了。她要是活着，你们该有多好……”兰姨抹起了眼泪。“去我家坐坐。”兰姨说。
下山的路不好走，我和兰姨走了大半个小时。回到家，兰姨上楼取来一个首饰盒。她说：“一直想还给她，可惜没机会了。”
我打开盒子，里装着一副平安锁手镯，是母亲回乡之前，执意要买的那副。
“她把平安给了我，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平安。现在我把它还给你，祝您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