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运生  毛正明

　　方海春（1912——1970），笔名欧阳凡海，遂安八都上坊（今大墅镇上坊村）人。如今的年轻人可能鲜为人知，但一说他的资历与业绩，不由不令人折服:如学历，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毕业；党龄，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履历，先后曾任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重庆《新华日报》编辑兼《群众》杂志编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研究室主任等；业绩，1939年编译出版《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是我国笫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几封重要的文艺书信汇编成册，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也为抗战文艺阵营学习马克思文艺思想提供了便利。1940年发表四幕话剧《抗战第一阶段》（香港海燕出版社）、1942年5月出版专著《鲁迅的书》（桂林文献出版社，60万字）、1942年9日出版中篇小说《没有鼻子的金菩萨》（海燕书店）、1953年12月岀版长篇小说《无辜者》（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等。声誉，严卫华撰写的《第一个为鲁迅写传的人》一文中赞道:“在新华日报的名人谱中，被称为政界、思想界、新闻界、文艺各条战线‘巨星’的人物中，有一位叫欧阳凡海，名列艾青、臧克家之前。他不仅是作家、文艺评论家、文艺理论家、杂文家（中国杂文大观排名第七)、古文字学家，也是国内第一个为鲁迅写传的人，对后来鲁迅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为家乡能出这么个革命家、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而自豪。

　　那么，方海春是怎么从一个山里娃一步一步成长为革命文艺先驱的呢？值此方海春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作此拙文，一为介绍他的革命成长史，以乡食年轻读者；二为不忘初心，缅怀先辈，以示纪念。

　　一、嫡庶之争

　　1915年某月，离遂安县城狮城五十华里的上坊村方氏宗族，正欲上演一场骇人听闻的杀男孩、卖媳妇、霸家产的闹剧，闹剧的起因是该男孩的嫡与庶，而这个男孩即方海春。

　　原来，方家是当地的财主，家境殷实，然人丁却不旺，父未及知命之年便撒手而去，子虽已成年，但体弱多病，父一走病情加剧，为“冲喜”，便纳家里十七岁的丫头为妻，几个月后子随父而去，家里留下三个寡妇——两个婆婆（一妻一妾）一个媳妇。宗族为霸占瓜分方家那份不菲的家产，唆使婆婆俩卖掉媳妇。媳妇（方海春的母亲）叫周慧仙，是个大家闺秀，识文断字，很有才干，人称八都嫂。她敢作敢为，剪去发辫以示抗争，并同时宣称自己已怀有身孕。在婆婆的掩护下，到第二年正月里果然生了个男孩（其实是瞒天过海从邻村一姓邵的农家抱来的）。有了继承人，宗族就没办法了。

　　可是，风波平息了几年后，不料机关泄露，族人得到消息说这个男孩是从别处买来的，方家媳妇根本没怀过孕。于是，族人密议，要杀野种，卖媳妇，霸家产。两个婆婆吓坏了，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孙子不管是否亲生，她俩已对他产生了感情，媳妇也挺孝顺、能干。媳妇和孙子是她们的希望所在，但族人又步步紧逼，怎么办？危急关头，还是媳妇有主见。她一面让婆婆去求情，谈条件，作为缓兵之计；一面紧急布置，趁对方不备，带着儿子、地契、雇人挑着几担银圆，连夜逃到七都儒洪村投靠一位义姐。后来，待安顿下来，又把两个婆婆接了去。在儒洪住了几年，总还是不放心，于是一家人连同那位义姐又搬到遂安县城狮城镇。

　　从此，几经磨难的小海春才安全地在狮城镇的台鼎小学接受正规的启蒙教育。

　　二、东渡求学

　　方海春的母亲凭自己冒险保住的一点家产，省吃俭用，下决心供儿子读书，希望他将来能有岀息，或谋得一官半职，或当个大学堂里的教书先生也行，好替孤儿寡母挣点脸面，给那些逼他们离家出走的族人们瞧瞧。

　　方海春很争气，也很努力，台鼎小学毕业后考上了严州中学，1928年又考上了杭州的高中。据他当时的高中同班同学，有半个同乡之谊（建德人）后成为他夫人的沈素芒女士回忆:“1928年，我在杭州上高中，我们班上有一个瘦瘦的同学，功课挺好，可是每次闹学潮总是他带头，要不是几位老师保他，差点被开除了。他就是欧阳凡海，当时叫方海春。他经常帮助我复习功课，像对小妹妹一样关心我，保护我。”

　　因经常带头闹学潮，受到校方的警告，方海春一气之下干脆离开学校，于1929年到上海，先在沈钧儒主办的上海法学院附中就读，后入本部学习。在校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联”交往甚密，并于1931年加入“社联”，次年转入上海新华艺专并加入“美联”。在上海求学的四年间，方海春先在上海法学院学习过法律，后在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学过绘画，为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留学日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3年初，方海春东渡日本，进了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深造。在日本求学的三年间，方海春除了主修经济学外，还与进步青年一道，同国内的“左翼作家联盟”建立了联系，在东京也组织了“左联”。方海春还担任过东京“左联”的书记和“文总”的组织部长，与陈辛仁、林林、林为梁等同志一道，编辑出版过《东流》等进步刋物，并在《东流》上发表短篇小说《好调伯》、《竹叶刀略记》等。

　　为避免家庭受牵累，方海春在日期间即开始用多种笔名发表文章，先后曾用欧阳凡海、吴往、关注、金向戈、郁莱等，当然用得最多的是欧阳凡海，回国后此笔名竟成了他的正式名字。

　　三、奔赴延安

　　1935年底，欧阳凡海从日本回国在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翻译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申报》副刋，《东方文艺》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1936年6月加入中国文艺协会，拥护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同月，在《我们对于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赞同使用、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在这期间，欧阳凡海还请母亲托人到沈家提亲。沈素芒的父亲是建德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沈父听说欧阳凡海是日本留学生，以为他家必定也很富，又见女儿态度很坚决，就满口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1936年欧阳凡海与沈素芒即在杭州举行了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这是欧阳凡海人生中的一大喜事。另一大喜事是，同年，欧阳凡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的一员。

　　那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左联”已被当局强令解散，进步作家都团结在“全国文艺家协会”周围。当时，“文协”的主要负责人是周扬，欧阳凡海担任“文协”秘书。1937年春，周扬奉调去延安后，曾由欧阳凡海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因此，那时起欧阳凡海便是文协的领导人之一。

　　在上海期间，欧阳凡海既要操持“文协”内的具体事务，又要读书、写作，还要参加进步文艺界的活动，忙得脚不着地，但无固定收入，生活很是艰苦。据夫人沈素芒回忆:“在上海生活很苦，没有固定收入，常是饱一顿，饥一顿。有一次买了一块肉，我一面煮一面尝，没等凡海回来，肉就尝完了。当时，周立波夫妇常来看望，特别是有了孩子后，常来接济点。为帮助我们维持生计，茅盾介绍凡海搞点翻译，凡海曾评过一部长篇小说《轭下》，曾用欧阳凡海、茅盾合评的名义登过广告。”

　　不久，爆发“八一三”事件，日本侵华战火烧到上海。欧阳凡海奉命转移疏散，他与沈素芒带着孩子同疏散的人群一道挤上火车，辗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遂安上坊故乡。在家暂住了几天，他俩就把不满周年的孩子交给了奶奶，说是到“大后方”去教书，实际上是去延安。

　　1937年冬，欧阳凡海夫妇历尽千辛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组织上分配欧阳凡海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是张国焘，秘书长是伍修权。沈素芒则进陕北公学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延安不久，欧阳凡海因积劳成疾，经常咳血，经马海德医生检查，确诊为肺结核（当时叫“痨病”）。那时，延安的医疗条件比较差，也没有治这种病的特效药，组织上为了照顾欧阳凡海治病，同时也考虑到“大后方”工作的需要，就安排他到“国统区”去工作。

　　四、辗赴桂林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全国文协名誉理事周恩来通过八路军桂林分理处主任李克农，指示党内在桂林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夏衍，做好建立桂林文艺界统一战线团体的筹备工作，欧阳凡海被组织上派往桂林协助夏衍工作。于是，欧阳夫妇离开延安，经西安、武汉到了桂林。

　　在夏衍、欧阳凡海等人的努力下，1939年7月4日，以广西文化界进步人士李任仁、李文钊的名义，正式成立文协桂林分会筹备组，筹备组由夏衍、田汉、艾芜、艾青、林林、周立波、胡愈之、王鲁彦、欧阳凡海等23人组成。1939年10月2日，文协桂林分会正式成立，大会选举王鲁彦、欧阳予倩、夏衍、艾芜、胡愈之、欧阳凡海等25人为理事，芦荻、秋江、陈原、任重等15人为候补理事，同时，欧阳凡海还是桂林写杂文的重要作者。桂林文艺界抗敌分会是继“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后，又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界的重要统一战线组织，协会内有一百多位国内外著名文艺人士，使桂林成为抗战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被誉为“桂林文化城”。“文化城”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聂绀弩、欧阳凡海等鲁迅研究专家在这里写作和出版了大量有份量、有深度的鲁迅研究论著，形成了一次鲁迅研究史上的高峰。

　　欧阳凡海在桂林工作期间，还担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指导员兼经济学教员，主编《干部生活》和《救亡日报》副刊，发表了大量文章。还担任过“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秘书兼顾问室代主任。沈素芒则在桂林一小学教书。

　　在桂林期间，生活虽然仍艰苦，但还比较安定，使欧阳凡海在忙完了干校“反战同盟”的工作外，能静下心来搞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当时，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在桂林，写了个揭露曰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话剧——《三兄弟》，由欧阳凡海译成中文发表。该话剧曾在桂林上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欧阳凡海也写了四幕话剧《抗战第一阶段》，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连载。

　　除了翻译剧本、创作剧本宣传抗曰，欧阳凡海还潜心撰写鲁迅研究专著。在中学时代，欧阳凡海就喜欢读鲁迅的书，几乎读遍了鲁迅所有的著作，想出本研究《鲁迅的书》的书是他一生的宿愿，眼下工作、生活稍一安定，即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写作工作。在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帮助下，欧阳凡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鲁迅各个时期的作品做了系统评价，分析了时代背景，探讨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作品的重大意义，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理论研究终成书。这部60万字的鲁迅研究专著《鲁迅的书》，于1942年5月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后来在东北解放区又重印过，在当时文艺界、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由此，欧阳凡海成了当时全国系统研究鲁迅作品，出大部头专著的第一人。

　　五、奉调重庆

　　1941年，欧阳凡海调到陪都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编辑兼《群众》杂志编委，沈素芒则给报社的工人同志当文化教员。

　　在重庆，欧阳凡海因工作需要，经常去找一些文化界人士约稿，与文化界人士接触中重逢文化名人郭沫若（他俩在日本时即有交往），虽然小他二十岁，属晚辈，但因是旧识，加之又是中共红岩村的人，对凡海很热情、很尊重，视为忘年交。欧阳凡海除了编报办杂志外，自已也撰写文艺评论，曾编集为《文学评论》在重庆出版。

　　1942年，欧阳凡海积极参与国统区文化界的斗争。当时，蒋介石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拉拢、豢养了一批御用文人为他效劳，大肆鼓吹战争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竭力否认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公开宣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理论。他们拥护集权，反对民主，为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主义张目。文协桂林分会的同志们在夏衍、欧阳凡海等领导人的带领下，团结一心，日夜奋战，在《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接二连三地发表评论，与“亲蒋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力弘扬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

　　在重庆期间，给欧阳凡海夫妇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是自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据沈素芒女士回忆:“凡海在文艺界的活动，有些是周公亲自布置和指导的。凡海写的评论，凡是重要一点的，都要送周公过目。恩来同志审稿，一字一句甚至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工作那样忙，真可说是千头万绪，但事无巨细，只要经过他，就必须一丝不苟，万无一失。在重庆那样复杂的环境下，只要有周公在，大家就感到有了主心骨，什么也不怕。”欧阳凡海也曾万分感慨地对沈素芒说过:“接触恩来同志后，他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了不起的人，才认识自己的平凡和渺小。”

　　1943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欧阳凡海他们从重庆奉调回延安，几十人分乘几辆大卡车，周恩来、邓大姐与他们同行。欧阳凡海在重庆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手稿，描写几个对国民党抱着幻想的年青人，受特务欺骗压迫，经过种种曲折，终于投向了共产党。离开重庆的时侯，他舍不得把稿子丢掉，但又怕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搜去。周恩来知道后，就把稿子拿去放在他的皮包里，因他是共产党的正式代表，又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特务不敢搜查他。书稿带到延安，后来经过多次修改，解放后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就是长篇小说《无辜者》，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关怀，这部书稿也许就丢了。

　　六、重返延安

　　到了延安，欧阳凡海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当时周扬任延安大学校长兼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院长，按照党中央的决定，要将该院办成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高级文艺干部的学院。周扬遂将延安著名作家、艺术家艾青、萧军、高长虹、何其芳、周立波、欧阳凡海、严文并、李又然、萧三、丁玲、艾思奇等人聘请为校内外教授，欧阳凡海还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研究室主任，讲授新文艺运动史。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对欧阳凡海启发教育很大。据沈素芒女士回忆，凡海曾对她说过:“过去在日本的时候，几个年轻人在一起，虽然热情很高，但是很幼稚，常常凭某人的长相、表情去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真是幼稚可笑。通过整风自觉地反省，愈益认识到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策方针，真是英明伟大。”

　　抗战胜利后，欧阳凡海到华北联大任教并兼任《时代青年》杂志主编，又担任参议会选举委员会二区选委兼宣传部长。他那时很瘦，整天感到很疲倦，晚上回家就不想动，因为太忙，也顾不上到医院去检查。

　　1948年，欧阳凡海在华北解放区农村搞土改，因为自己是出身农村，又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很容易和农民接近。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往往深更半夜还同村干部一起围着火堆开会，烟熏火燎，一面咳嗽，一面讲话。有一天，突然大口吐血，吐了半脸盆，情况很危急。当时那种环境下根本弄不到特效药，万般无奈之下，欧阳凡海只好向周恩来同志写信求救，不到两个月时间，组织上就辗转从香港买来药品。欧阳凡海曾万分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周公的关怀，也许就没有我此后二十多年的生命。”

　　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欧阳凡海虽任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教授，但由于身体虚弱一直在华大养病。

　　七、生命不息 笔耕不止

　　进北京后，经检查，欧阳凡海的一瓣肺叶已烂掉，虽经多方努力，还在阜外医院动过大手术，但一直未能彻底治愈。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欧阳凡海是代表，但因病请假未出席；1957年中央戏剧学院成立，他虽出任该院教授，但主要是在家养病。长期的艰苦的繁重的革命工作，超负荷的工作量，恶劣的环境，医疗条件的局限性，彻底拖垮了欧阳凡海的身体。

　　养病期间，欧阳凡海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除继续修改整理出版长篇小说《无辜者》外，还主动要求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出版社送来一些书稿请欧阳凡海审阅提意见，如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原稿就是他审阅的。后来欧阳凡海又研究上了甲骨文、金文，断断续续地写了一部30万字的《新说文解字》，一直坚持到油尽灯灭（1970年8月病逝于北京），真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生命不息，笔耕不止”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