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罗

　　人、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实在奇妙：搭乘的交通工具时速越快，人非但不觉得省下了时间，从而有了更多休闲时光，反而会陷入更快节奏、更加忙碌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为了留住“从前慢”的感觉，7月，我从广州到杭州时，舍弃了飞机与高铁，选择了绿皮火车出行——每年至少搭乘一次绿皮，也是近年来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小目标。

　　因为速度更慢，车厢内的人更多，所以一段绿皮火车的旅途可以实现关系的“在地化”，也就是说车厢里相邻的乘客，可能会成为“暂时的同伴”，高谈阔论有之，打牌嗑瓜子有之。而在飞机和高铁上，人与人之间会更加礼貌，但也更冷淡，彼此失去了交流的欲望。

　　此次旅程，我买的是软卧上铺，包厢内共有4人，包括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一对40来岁和8岁的父子。大家虽然谈不上畅聊，但彼此分享了一些见闻，下车前，那位父亲还问了我们游西湖和观钱塘潮的几个问题，我和另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小伙子一一作答。

　　不过，这趟旅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与同包厢“室友”的交流，而是列车上为手机搭建的一个临时充电站。

　　从广州一上车，就开始有人坐在包厢门口的座位上；随着时间推移，门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这也导致我整个的午睡过程是在嘈杂的背景音中度过的。

　　午睡醒来，我在他们高频的讨论中逐渐了解到了情况：原来整趟列车只有我所在的车厢有2个可以给手机充电的插座，其他车厢要么干脆没有插座，要么餐车的插座坏了。此外，列车员先后来推销过餐车的盒饭、各类零食，偏偏就没有充电宝供应。所以，随着上车时间越来越久，许多手机没电的人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本车厢的插座。

　　我特意在路过时观察两处插座，每处插座设有2个插口，也就是说整个列车只有4个开放的手机充电口。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插座质量堪忧，充电的插头并不是直接插上就可以充，如果你不想一直徒手扶着插头，往往还需要塞一些纸张之类的东西才能确保充上。

　　由于通道狭隘，偶尔还会有乘客、卖货的推车经过，一位体态丰满、善于言辞的中年妇女成为门口临时“充电站”的秩序维护者。由于她的存在，充电秩序得到维持，她牢牢占据着插座边的座位，一边要求来充电的乘客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一边又对旁人叹惜自己的付出——你看我自己都很久不充了，他们把手机放在这里，我帮他们守着，下了车，我们也只是陌生人。

　　我把这位女士称为本次列车临时充电站站长，由于她热爱表达，声音高亢，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知道了她的基本信息，来自湖南，在广州给女儿带小孩，此行到杭州是为了玩几天。

　　到了傍晚，一位中年男人带着“大杀器”来到临时充电站。所谓大杀器，就是一个排插，最多可以支持6部手机充电，也就是说，插电口从原来的2个，一下子增加到7个，这大大缓解了充电口不足的困境。这场变革，如果参照人类发展历程，即便不能和工业革命相比，起码也可以和铁器普及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相提并论。

　　不过，正当在座乘客心情美丽之时，列车上的乘务员在经过时发了话：“这个排插可能导致漏电，影响列车行驶安全。你们不能再这样了。”

　　尽管这位乘务员没有立即“执法”，但她的话却引了众怒。有人质疑列车提供的充电口太少，缺乏基本的服务意识；也有人建议列车上出售30元一个充电宝；当然，还有人反思手机这个东西太害人，没了它已经活不了。

　　我注意到，正当大家滔滔不绝时，一位正在充电的中年男人却安静地坐着，他没有加入讨论，而是专注地刷着抖音，公放的声音并不让人觉得刺耳，而是有机地融入了车厢里的嘈杂背景音。

　　不管怎么说，乘务员的话最终没有得到落实，这个临时充电站一直维持到了我下车时还非常热闹，那是第二天凌晨6点多。

　　我相信，这趟列车上的乘客，真正追求“从前慢”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还是基于性价比做出的出行考虑。但无论追求与否，大家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列车可以慢，但手机不能关机。

　　我们已经真正融入数字时代，有些人希望在某些局部地带回到前数字时代，希望为生活节奏降速，但这样的降速必须是可控的。比如我选择绿皮车，但充电宝却是满满的，说明我的降速是有选择的。

　　而绿皮火车本身未能准备充足的充电设备，无异于让乘客们被动降速，这打破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节奏。临时充电站的搭建，是乘客们利用仅有资源进行的一场“提速行动”，有人成为秩序维持者，有人提供排插，这些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得以涌现，也算一场小小的社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