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运生

　　11月3日早上6时半，恩师刘志华走了，走得很突然。

　　刘老师被确诊为肺癌到不幸辞世，前后不过八个来月，距他八月底从浙二院转至县中医院也仅两个月出零。刘老师在杭治疗期间，一则路远不便，二则他谢绝探视，三则因疫情防控严，去了也见不到，故除县文联的领导去慰问过，其他好友均未见过病中的他。

　　化疗结束后，刘老师便有了叶落归根的想法，毅然转回县中医院诊治，这才使我们有了探视他的机会。在县中医院的两月余，刘老师一直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没想到10月30日晚上的陪侍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我与刘老师相交四十余年，他是我人生中的恩师、挚友，也是我为人做事的楷模。

　　因戏结缘

　　我是1980年认识刘老师的，而真正引起他的关注是1983年11月，缘于当年我创作的睦剧现代小戏《女兽医》。拙作先是在《杭州演唱》第二期发表，后由县文化馆演出并选送参加杭州市群众创作剧目调演获优秀创作奖，刘老师是淳安演出队的领队。1983年12月，刘老师考虑到当时的县睦剧、越剧团均无专职编剧，创作力量相当薄弱，便有意从年轻人中培养一个，我有幸进入他的视线并正式成为文艺创作队伍中的一员。

　　工作上的恩师

　　刘老师在淳安文化战线上耕耘了一辈子，文学素养高，学识渊博，是县文艺界公认的权威，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平易得像个乡村教师，善于发现与培养文艺新人，且乐此不疲。在与刘老师相交的四十余年中，我直接得到他言传身教的有两个时间段，即我刚参加工作时与退休后。

　　我是1985年1月进县文广局文化股的，协助王东林（他主抓文学创作与辅导）开展戏剧创作。

　　刚上来时，我极像《陈焕生上城》中的陈焕生，泥腿子进城，啥都新鲜又啥都不懂，写剧本又一时入不了手。刘老师见我像个无头苍蝇，就给我找来几本《戏文》与《戏剧理论》，要我先学习学习、充充电，宽慰我不必急。没过多久就忙了。县睦剧团要参加杭州市专业剧团创作剧目调演，因是创作剧目调演，局领导十分重视新剧本的创作，因我是专职写剧本的，创作任务就主要落在我身上。我从未写过大戏，且又是要交给县睦剧团参加市里调演的，要求高，任务重，这对我来说压力非常大。刘老师就鼓励我，给我打气，并通俗形象地给我讲些编剧要诀：什么是戏，好人受气就是戏；一个好的本子往往具有“凤头”“猪肚”“豹尾”，耐人回味的特征；进戏要快，场场要有看点；矛盾冲突要触及观众的心灵；言语要通俗，朗朗上口，唱词要押韵，等等。在刘老师的鼓励、指导下，我终于如期写出了八场民间传奇剧《孝廉杀母》。

　　由于种种原因，局里最终没采用我的本子。当时我年轻气盛，对局里的安排嘴上不说，心里不服，即将剧本寄给市群众艺术馆戏剧创作室的周于孝老师，请他帮忙提修改意见。因我急于想证明自己，便听从周老师的建议，背着局里，用事假的方式赴杭改了一个星期，并经他之手寄往福建崇安县越剧团上演，并参加全省专业剧团文艺调演，后又在《福建戏剧》上全文发表。

　　《孝》剧在闽上演、调演、发表，局里很快就知道了，随之什么难听的话都有，说我名利思想严重，我一时情绪十分低落。而刘老师不但替我解释情况，还找我谈心，既严肃指出我做事欠考虑，又安慰我不要有思想包袱，接受教训，轻装上阵，来日方长。

　　第二个时间段是在2013年到2016年的四年间。

　　我于2012年8月底退休，翌年元宵节一过，即应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之邀来协助刘老师编纂《淳安县文化志》。从2013年3月编志启动到2016年12月志书正式出版，整整四年，我等于在刘老师那里读了四年书，拜了四年师，学了四年艺，获益匪浅，如今回忆起仍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我从未接触过志书的编纂，对编志一点头绪都没有，刘老师就耐心地给我讲解志书体例、结构、行文的特点，大到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的组合要求，前言、后记、概述该怎样写，小到资料卡片的如何摘抄、分类；事件、人物的记述要以时间为序，并客观、公正，不掺杂半点编者个人感情色彩的行文特点；为何生者不立传，仅写简略介绍；甚至连我很容易混淆的“己、已、巳”三字也逐一指正等。

　　刘老师为使我在校对文稿时能耐心仔细、慎之又慎，以免出错，竟以自己教训来告诫我。他说，当年他和方润生老师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去校对《淳安古诗词》，因走得匆忙而忘了带原稿，但凭他俩对淳安古诗词的熟识与理解，自负地认为没带原稿一般没问题。但他校对到清代黄景仁的《新安滩》时，样书上是这样的：“一滩复一滩，一滩高一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总觉得第二句中的“一丈”不对，应是“十丈”，但又吃不准，即问方老师。方老师同样肯定不了，就分析说，一滩高一丈，三百六十滩即三百六十丈，应该高到天上去了。就这样放过去了，没有把“一丈”改为“十丈”，结果铸成大错，成为憾事。

　　刘老师除了在编志业务上悉心指导我，他的谦逊、勤勉与事必躬亲也着实让人感动。刘老师是我的老师，年龄上又大我一轮，但他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私下叫我从不直呼其名，也不叫小洪，而是叫“老洪”，弄得我初时不敢应答。每天上班，他总是整幢办公楼里头一个到，等我到时烟缸已洗、桌已擦、地已拖、水已烧，而且他好像没周末的概念，双休日找他，十有八九在办公室。叫我去档案馆或其他文化单位查找资料，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并帮我事先联系好，所以我每到一处总会受到热情接待、全力配合，三番五次也不嫌其烦。

　　假如没有跟着刘老师那四年的历练，那么后来由我主持编纂的四本“非遗”丛书任务就很难顺利完成。

　　生活中的挚友

　　刘老师还是我生活中的挚友。

　　在与刘老师相交的四十余年里，一直视他为我为人处世的楷模。无论在群文工作、文艺创作、日常生活中碰到啥难题、受到什么委屈，我都愿意向他请教、倾述，听取他的意见、建议。他总是像长辈、兄长那样不嫌其烦、谆谆善诱，给我勇气并指明方向，甚至对我长女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倾注了不少心血。

　　我长女高考失利，刘老师建议到淳二中复读，他当监护人。在复读的一年中，每逢周五下午，刘老师必定会提前下班亲自下厨，烧一顿丰盛可口的饭菜，等我长女和另一位复读生，以改善她俩的伙食，并借机打打气、鼓鼓劲。每个月底，刘老师都会到淳二中去转转，找老师了解孩子复读心态、成绩，并替我参加家长会，监护人当得尽心尽责。这样的关爱，一般人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