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西湖区龙井路南天竺的浙江辛亥革命纪念馆的辛亥革命烈士墓群左则，有一座并不显眼的纪念墓碑：浙军攻克金陵阵亡诸将士之墓，落款为浙江都督朱瑞题。墓碑后刻有烈士的职级、姓名、籍贯及所在的部队的番号，共45位，顺着名字看上去，排在较前的有两位是遂安籍（今淳安）的烈士，一位为陆军步队第一标第三营右队兵士吴得林，马群阵亡；另一位为陆军炮队第一营第二队副兵余天馀，马群前方阵亡。
辛亥革命的硝烟已随岁月散去，浙江义军光复浙江、攻克南京的壮举也淡出人们的记忆，而那些在战马嘶鸣、枪林弹雨中捐躯的兵士，更是无从问津。间或在志书或家谱中有零星的记载，哪怕他的家人、他的后代，知道他的又有几人？
翻开民国遂安县志，在《殉难》篇中，余大馀、吴德林赫然在目：“余大馀 十五都云林人。 吴德林 三都洙水人。 右二人于清季投充陆军炮兵。武昌起义，随朱都督攻南京殉难。浙江督军蒋尊簋给为国殉身额”。短短的数十字，涵盖着两条年轻的生命从鲜活到殒落的全部，看不到生平，看不到壮烈，更看不到曾经有过的辉煌。
1911年的11月4日夜10时，浙江陆军第二十一镇第81标代标统朱瑞率新军81标（团）起义，率领1400名新军突入艮山门，与王金发、蒋介石等人率领的敢死队汇合，攻克了清军驻防重地军械局，继而围攻旗营，为杭州及浙江的光复立下了大功，其二人，便是这场战役的功臣。
1911年11月初，他们二人征尘还未洗尽，又随已升任浙军总司令的朱瑞奔赴南京前线。在辛亥革命历史上，南京城的光复之战具有鼎定江山的决定意义，也是辛亥最后一战。11月20日，他们在统帅朱瑞的率领下，高举着巨大的“浙”字军旗，一连突破清军四道防线，兵锋直指紫金山南麓。整个南京战役最惊心动魄的攻占天堡城战斗打响了，天堡城占据了紫金山山顶的要隘，是太平天国时期修筑的军事要塞，筑于海拔267米的绝壁之上，炮台坚固，壁垒森严，易守难攻。南京有句谚语：要得南京城，先夺天堡城。
主攻命令下达后，朱瑞挑选了200名骁勇善战的敢死队员，亲自带队冲锋，一路攻击天堡城侧背，一路由紫金山俯攻。战至12月1日黎明，浙军终于攻克了天堡城，撕开了清军的防线，直接导致了清军的崩溃。在战斗最胶着的时候，朱瑞曾下令：“如有先登天堡城者，为夺取南京第一功。首入官兵，赏50大洋，伤亡者铸像立名！”这就是浙军攻克金陵阵亡诸将士纪念碑的由来。
为了考证淳安两位辛亥革命烈士的来龙去脉，我们把浙军攻克金陵阵亡诸将士之墓的墓碑、碑刻全部用相机拍下，用来与县志对照，发现碑刻上的烈士的姓名与县志记载稍有不同，通过家谱等资料佐证，相对来说县志记载较为准确，而墓碑与实际姓名略有差错，吴德林墓碑上被误刻为吴得林，这或许当时士兵文化程度不高，自己的名字也不一定会写，活着时登记花名册，别人把同音写上去，他自己也不知道错没错，所以墓碑上是按同音字刻上去的。而余大馀墓碑上被误刻余天馀，大概是看错或者是笔误，因为当时用毛笔写字，稍不注意把大的起笔放重一点，就会把大看成是天。至于烈士的行状墓碑却比县志全面一些，虽然仅一行字，但交代了何姓何名、生于何地、任于何职、死于何事何处等几大要素，这可能是在两位烈士牺牲时有过登记。想两位烈士少年从军，牺牲时才二十出头，从军前在家乡定然无多少轶事可资传闻，而所在兵队，大战后军士死的死、散的散，纵有记载，也不知所落何处，相比墓碑上的有些烈士，仅留下“无名氏”三字，已算幸运很了！
两位烈士中的吴德林为遂安三都洙水（吴家）人，三都地处遂安城南，是遂安县生活最富裕、人文最发达的地方，历史上考取功名的人很多，如清康熙乙丑进士章振萼，遂安最后一名武进士、钦点御前花翎侍卫王兆基，都是这里人。如果不是因为建新安江水库，在如此文脉兴盛之地，吴德林的事迹或然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脚。可惜，这一带全被没入水底，人口四处散落，吴德林的事迹当然也无从稽考！
所幸，另一位烈士余大馀是汾口镇云林村人，村里尚保留着民国四年纂修的《云林余氏族谱》。据族谱记载：“余大馀的谱名叫余行昌，大馀是他的字，另外他还有个号叫积功，光绪十四年戊子（公元一八八八年)二月十三午时生，民国元年壬子 (一九一二年)十月初六巳时因民国起义攻南京卒阵。父景宗，兄行魁，弟行余”。谱上关于烈士牺牲的时间有误，实际时间应为辛亥十月初六日，即1911年11月26日牺牲，正是南京激战之时，按此推算，余大馀捐躯时年仅23岁。
族谱卷八为人物传，其中有黄萃元撰写的《烈士余大馀传》，传中说：云林烈士余公，讳大余，同造民国一英雄也。生性豪放不羁，不治家产，父老鄙其为人，几乎置之不齿。然淮阴被枵腹之讥，曲逆蒙落魄之诮，从来伟人硕士作用不与人同。烈士不汲汲于谋生者，此心此志别有所寄托者在也。满清入据中华，奴隶我人民，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烈士抱子房之愤，含鲁连之耻，誓欲洒一腔热血，扫尽腥膻……故寄身军籍，沈机观变，以待时会之可乘。一旦武汉兴兵，诸省回应，苏浙联军攻金陵，烈士遂慷慨从戎，执戈先驱，往来于枪林弹雨中。虽粉身碎骨而弗顾。卒之，身中弹丸，奄忽就毙。未旬日而江宁亦报捷。非烈士身为敌饵，先为民军壮其气，胡为乎能收效果若斯之速耶……烈士视死如归，以身报国，军官抚尸而挥泪，兵侣梗咽而伤心。讣闻，政府特加优恤，四时祭奠，血食千秋。既纪录其功绩，又厚恤以年金。烈士虽没而忠魂义魄垂之青史而流芳……
1911年12月，浙军攻克南京后，共有68位将士遗骸运回杭州，其中41人葬于孤山东麓，另有光复杭州、武汉战役中牺牲的4位烈士一并附葬，墓中实际安葬45人，1964年，杭州孤山的合葬墓迁至鸡笼山，文革时遭到破坏。1981年，将墓迁于今址，烈士遗骨仍合葬一穴，墓及碑按原样重建。南京战役牺牲烈士的其余遗体由家属奉回原籍安葬。据碑刻所记，吴德林、余大馀两人遗体当时被家属奉回原籍安葬。吴德林的墓毫无疑问早已淹入新安江水底。余大馀的墓，据余大馀的侄孙、云林村老会计余贤文说：小爷爷遗体奉回原籍安葬时，由八个大兵抬来，杂木棺材，棺内遗骸支离破碎，残缺部分用马皮包裹，可能是象征马革裹尸之意，遗体先葬在云林天井（地名），墓前树旗，官员过此，停下祭奠。后来移葬云林黄塘口（地名）。农业学大寨改田时被毁，所赠“为国殉身”匾额，原悬挂在云林村宗祠的门厅上，文革中被人用作猪栏屏，后不知所踪。
两位为国捐躯的烈士，身后如此惨淡，不禁让人黯然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