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华

　　地以人重，人以文名。两宋以来，睦州（严州）之所以能被称为望郡，与一些文人墨客流寓睦州（严州）不无关系。作为中国历史上现存作品最多的诗人，陆游曾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出知严州，从而为睦州（严州）历史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一）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别号放翁，越州山阴人，生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月。

　　陆游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门生，一度任尚书右丞。蔡京当道时，受到排挤，于亳州知州任上离世。其父陆宰曾任直秘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及京西路转运副使，长兄陆淞官至知郡，次兄陆涭官至通判。由于生活优渥，耳濡目染，陆游从小就表现出了对于诗文的爱好，《宋史·陆游传》称其“年十二能诗文”。期间，他师从江西派著名诗人曾几（“东南三贤”之一吕祖谦的外祖父），十六七岁时就已声名鹊起。

　　正是由于出生于官宦之家，所以他得以“荫补登仕郎”。然而，其科举之路并不平坦。绍兴十三年（1143），他第一次赴临安赶考，名落孙山。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又赴临安应考。此时，他诗名已著，许多人都认为魁首非他莫属。但不巧的是，时任丞相秦桧的孙子秦埙也来应考，当时秦埙已官居敷文阁待制。宋时尽管已施行科举取士制度，但荫补（恩荫）制度并未废除。所谓荫补（恩荫）制度，即官宦子弟可不通过科举考试，受恩荫即可授予官职。像陆游任登仕郎、秦埙任敷文阁待制，就是得益于荫补（恩荫）制度。

　　宋时想要做官，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分别为科举考试、恩荫（皇帝授予高官子孙、亲属官职）和军功。其中，科举做官地位最高，称为“有出身（即进士出身）”，通过其他途径做官叫“无出身”。进士出身的官员升迁快，而通过恩荫做官的人升迁慢，而且还有许多重要的官职没资格担任，这就是陆游、秦埙要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

　　因此，为了满足官员子弟的现实需要，朝廷设置了专门的考试，这种考试即称“锁厅试”。“锁厅试”通过后，再参加省试、殿试，直至取得进士资格。清代袁枚《随园随笔》卷十载：“宋现任官应进士试曰锁厅，言锁其官厅而往应试也。”起初“锁厅试”要求很严格，如果考不中已有的官职要丢掉，但后来限制就慢慢放松了。宋时，正常的科举考试分为取解试（州试）、省试、殿试，因此“锁厅试”实际相当于“取解试（州试）”。

　　秦桧本拟通过“锁厅试”“直欲首送”其孙秦埙，而后再通过省试、殿试，让秦埙博取状元及第的功名。但主试官两浙转运使陈子茂较为公道正派，他将陆游“擢置第一”，而将秦埙列在次席，惹得秦桧大怒。第二年（绍兴二十四年，1154），陆游参加礼部省试，主考官员再次将陆游名次列在前列，但被秦桧黜落，失去了参加殿试的机会，与进士失之交臂。“试礼部（省试），主试复置（陆）游前列，（秦）桧显黜之……”（《宋史·陆游传》）。《光绪严州府志》说陆游被“锁厅荐送第一，以忤秦桧被黜”，说的就是这件事。但秦埙只考取了第三名探花，因为宋时规定，通过“锁厅试”考中进士的人不能当状元。将陆游“锁厅试”“擢置第一”事，使陈子茂“几蹈危机”。幸亏在陆游被黜落的第二年，即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即去世，否则对陈子茂、陆游来说，不知又要生出多少波折来。

　　（二）

　　绍兴二十八年（1158），陆游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正式踏入仕途；一年后，调任福州决曹（司法官员）；又不到一年，即绍兴三十年（1160）调往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负责已公布法令的编纂。虽然官职不高，但因在临安，所以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近朝廷，与一些高官往来。此后，他又升任大理寺司直兼宗正薄。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陆游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光绪严州府志》为“编数圣政所”）检讨官，负责太上皇高宗赵构政绩的编撰（因太上皇仍活着，不能称实录，而称圣政）。此时，陆游盛名已久，人称“小李白”。此年十月，在权知枢密事史浩和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两人的推荐下，孝宗赐陆游进士出身。

　　宋孝宗是一位非常有抱负的皇帝，他不甘心于南宋偏隅江南，颇想有一番作为。南宋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从皇帝所取的的年号即可看出朝廷政策的变化，年号的转变就意味着政策的转变。孝宗即位后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兴，是为隆兴元年（1163）。“隆兴”年号系从宋太祖“建隆”年号和宋高宗“绍兴”年号中各取一字而成，意在振兴图强。因此，即位之初，孝宗皇帝便重用张浚等主战派，发动了对北方女真金的战争。

　　南宋时有两次主动的对金作战，即张浚北伐和韩侂胄北伐，这两次北伐均因仓卒出兵、准备不充分而失败。张浚北伐发生在隆兴元年（1163）五月，战争只进行了十天时间，宋军先胜后败，最终被金兵大败于符离县。隆兴二年（1164）三月，作为主战派的张浚被罢右丞相及其江淮都督府，八月去世。此后，宋金开始和议，至年底和议签订，宋对金以侄相称，割地赔款，史称隆兴和议。

　　宋金和议固然是时势使然，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孝宗并非高宗的亲生儿子，也许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他对高宗极为孝顺（庙号孝宗即缘于此）。当时，高宗虽已逊位，但作为太上皇，他还要干预朝政。高宗既然想与金和议，孝宗对金也只能以屈辱换取暂时的相安无事。

　　陆游向中书省和枢密院递交《上二府论都邑札子》，发生在隆兴二年（1164）八月张浚去世之后，隆兴和议将成之时。宋人南渡以来，对于建都一直都存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主和派认为建都临安，不至引起金的猜疑，而且一旦金南侵时，可以随时逃亡，以免屈己投降。主战派则极力反对建都临安，主张建都关中、南阳，最不济也要建都建康，认为从建康渡江，通过皖北，可以随时收复东京（开封）。陆游系坚定的主战派，力主恢复中原，所以他强烈主张建都建康。在给二府的札子中，陆游详尽分析了临安、建康建都的利弊，力陈建都建康的主张。《光绪严州府志》所录“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驻跸临安，出于权宜。形势不同，馈饷不便，海道逼近，凛然意外之忧”等语，是陆游上书二府札子的精华。

　　隆兴年号用了两年后，即从宋太祖“乾德”和宋太宗“至道”两个年号中各取一字，改年号为“乾道”。此时，隆兴和议已成，和局既定，再提振兴图强的口号显然已不合时宜。

　　（三）

　　在临安时，陆游与右丞相史浩来往密切，史浩和他谈起了宫中的琐事。孝宗一次内宴，史浩、曾觌在座。此间，一位宫娥请曾觌为她的手帕题词，但当时德寿宫（太上皇赵构居住的宫殿）一位专管果品的内臣与宫娥有来往发生问题，交给法司讯问，因此曾觌说：“不敢，不敢，没有听到德寿宫的公事吗？！”史浩将这件事告诉了陆游，陆游又告诉了参知政事张焘。

　　曾觌、龙大渊是孝宗皇帝没有立为太子以前的门客，出入孝宗内廷较为方便。隆兴元年（1163）三月，孝宗皇帝有意将曾、龙二人提拔任用，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恰巧张焘进见，孝宗原指望张焘支持，但张焘竟说：“陛下初即大位，不宜和臣下燕狎，一至于此。”本来，皇帝与臣子内宴并没有什么，氛围较为宽松也是人之常情，但张焘竟将此提升到了“燕狎”的程度。燕狎之意，是指饮宴轻昵、不庄重，暗指曾、龙二人为宠臣，“招权植党，荧惑圣聪”。孝宗问张焘是如何知道的，张焘如实相告。孝宗听后非常愤怒，贬陆游出京，“除左通直郎通判镇江府”。《光绪严州府志》说是出判“建康府”，实误。查《陆游年谱》（于北山著，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版），应为镇江府通判。后来，陆游屡受曾、龙等辈打击，肇始于此。

　　由此可以看出，曾觌、龙大渊事应是发生在陆游上书主张建都建康事前，《光绪严州府志》将两事叙述顺序前后颠倒，恐为不妥。此外，隆兴元年五月间发生的张浚北伐，陆游并未参与。

　　（四）

　　乾道元年（1165）夏，陆游调任隆兴府（南昌）通判。乾道三年，言官弹劾他“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被罢官。此后入川，先后任夔州府通判、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蜀州通判、摄知嘉州、摄知荣州、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等职。淳熙三年（1176），言官称陆游“燕饮颓放”，又遭罢官。自此始，陆游自号放翁。领祠禄，被任命为主管台州桐柏崇道观。宋时，“主管”或“提点（举）”某宫某观，是一个领取干俸的差事，无需真的到场。像“提举”，可以支取半俸，每任通常为二年，可以不断地连任。所以，直到淳熙五年（1178）春奉调入京，陆游一直待在四川。“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盘桓已久，蜀地已成为陆游的第二故乡，此番离开怎不令他生出无限的眷恋之情。

　　到临安召对后，陆游被任命为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后又调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任所江西抚州）。淳熙七年（1180）岁末，又遭给事中赵汝愚弹劾落职，挂闲职“主管成都府玉局观”返乡而去。蜇居故乡五年后，淳熙十三年（1186）春，陆游有了朝奉大夫（正五品）、知严州军州事的任命。

　　因陆游此时并非京官，所以出知严州不算是贬谪。据合理推测，陆游出知严州，当与好友周必大有关。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周必大由知枢密院事升枢密使。枢密使主管军事，形同宰相。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位权臣的通融推荐下，孝宗不可能会起用陆游。

　　孝宗皇帝对于陆游的任用，总给人一种“不可不用不可重用”的感觉，“不可不用”和“不可重用”皆是陆游诗名太重的缘故。在孝宗的心目中，陆游多半是一位文人（诗人）的形象，孝宗即位后即任命他为圣政所检讨官，以及因他“善词章、谙典故”而赐他进士出身，即为明证。陆游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严州到任谢表》中即说：“臣闻明主恩深，书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于生前；汉皇之念相如，遗稿徒求于后。况如臣辈，敢望昔人？猥缘一技之卑，尝缀百僚之末。”话说得很委婉，但内心不免有种失落的味道。在陆游出京照例“陛辞（上殿与皇帝辞行）”时，孝宗皇帝“亲降玉音”“勉以属文”：“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陆游给孝宗的印象，由此可见一斑。

　　《严州图经》“风俗”记载，“州境山谷居多，地狭且瘠，民贫而啬，谷食不足，仰给它州。惟蚕桑是务，更烝茶割漆，以要商贾懋迁之利。”严州位于临安（杭州）的西部，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经济总量，均非当时重镇，估计这也是孝宗能任命陆游出知严州的原因之一。

　　（五）

　　按宋制，官员任期一般为三年。从淳熙十三年（1186）春被任命为严州知州，七月到任，到淳熙十五年（1188）七月离任，陆游在严州待了三个虚年，其任职还算相对正常。

　　陆氏一族与严州应是有缘的，陆游高祖陆轸早在130年前即出知睦州。陆轸，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自会稽移守新定（即睦州），有声，期年请老，得分司西京以归”。在严州任上，陆游应建德县令苏林之请，为陆轸在兜率院修筑了祭祠（《光绪严州府志》卷十二“遗爱上”）。后来，到了理宗宝庆二年（1226），陆游的小儿子陆子遹又出知严州，三年后离任，任上始创钓台书院（《景定严州续志》）。

　　在严州任职期间，有两件事情对陆游影响很大。第一件事是淳熙十四年（1187）八月，陆游年仅两岁的女儿夭折，令他悲痛欲绝。第二件事是同年十月太上皇高宗去世。高宗去世，对于陆游等主战派来说，应是排除了一大障碍，本是一件好事，但此时的孝宗已不复之前的雄心壮志。陆游在严州删定的《剑南诗稿》，无一诗提及高宗去世之事，显然不太正常。估计，此时的陆游对孝宗也已经非常失望。

　　陆游一到严州，现实就给了他当头一棒，严州遭遇了饥荒。身为新任州牧的陆游，免不了一阵手忙脚乱。因此，有着切肤体验的陆游，对于农业生产重要性的认识极为深刻。在严州的三年间，他连续两年（淳熙十四、十五年春）发布了“劝农文”，鼓励百姓顺应农时，勤于耕作。

　　宋时，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民间矛盾纠纷较多，以致“好讼”成风，陆游即有诗称严州“讼氓满庭闹如市”。因此，一方面陆游规劝百姓要“无事末作，无好终讼”，勤于农事、不误农时，“享无事之乐”；另一方面，他期望官员们要提升“断讼”能力和水平，尽量减少诉讼办理时间，为百姓营造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当时，严州下辖的遂安知县王时叙是一位“断讼”能手，为陆游所称颂。王时叙去世后，陆给予高度评价：“学道爱人，正心诚意。悃愊（意“至诚”）无华，儒雅饰吏。子之自著，古人何愧!”可惜，检析清末民国府县志，未见此人，其任遂安知县起迄时间不明。

　　为官处事，贵在尽心；惟有尽心，便会无愧。严州百姓“大抵安于简易之政，扰之则生事”（《严州图经》“风俗”），陆游深谙严州历史及风土人情，因此他“不喜以土木无益之事劳其民”，其任内没有什么所谓轰轰烈烈的大事，也就很正常了。“居官多惠政，既去而民思之”，此语固然有一定的谥美成份，但毋容置疑，陆游是尽心尽责的。在严州期间，“吏牍围坐高于城”（陆游诗），公务非常繁忙，也许是志不在此，陆游很快就厌烦了，任期将满他就上书乞求祠禄，准备返回故乡。

　　遗憾的事还是有的。嘉泰四年（1204），即陆游离任的十六年后，朝散郎、直秘阁浙西路安抚司参议孙叔豹奉召出知严州。因景仰严子陵高风亮节，到任后孙叔豹不忍钓台严子陵祠废祀，于是于祠旁购田百亩，将田产收入作为严祠每年祭祀的费用。购田后，孙请陆作记勒石。严州素以厚重的人文历史而被称为望郡，早在北宋景祐间，范仲淹出知睦州时，即在钓台重修了严子陵祠，购置了田产，并亲自撰写《严先生祠堂记》，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名句。作为文人（诗人）的陆游，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显然对于任内未解决严祠一事深感愧意，自责不已。于是，对于孙守的请求，他欣然应允，作了《严州钓台买田记》，内云“予二十年前（实不到二十年），盖尝来为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